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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复仇制度的儒家化


 要:复仇制度自部落时期即已产生,并存在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从未消逝,对人民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复仇制度往往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尤其是在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儒家文化的作用,开始趋向于儒家化,通过与儒家文化的结合,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关键词:复仇制度  儒家文化  轻侮法  意义

复仇,在中国古代就是指因君主、父母、兄弟、朋友等亲人被他人杀死,而对仇人进行报复的行为。复仇往往通过暴力手段追求杀死仇人的目的,所以对于现如今文明社会而言,报复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行为,应当受到国家强制力的制裁,所以已经为人们所摒弃,并为法律所严格禁止。但是,在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悠久的历史长卷之中,复仇制度却广泛而长期的存在着。

复仇制度自部落时期产生,成为氏族和部落之间解决纠纷的基本方式之一。之后随着国家的产生,国家权力的日益发达,复仇亦逐步的纳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尤其在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复仇制度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与儒家文化相结合,为国家和人们所接受,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先期的严禁

刘邦击破秦国之后与百姓约法三章,除此之外的秦朝法律悉数废除,然而此行为不过是权宜之计。汉朝建立之后,又全面继受了秦朝的法律,即所谓的“汉承秦制”。故西汉初年所制定的法律同秦朝的法律一样,亦是禁止复仇的。出于当时的人们如果是执意要复仇的话,其结果就是于复仇后远走他乡,以此来逃避法律的制裁。汉初有关禁止复仇的法令主要有如下规定:

一是凡复仇杀人者皆受法律处罚。无论是杀官报仇,还是民间仇杀,对杀死仇人的复仇者处以死刑,对杀伤仇人的复仇者处以流刑。如汉末诗《秦女休行》在描述复仇后说:“明知杀人当死”,“为宗报仇,死不疑”。可见,民间仇杀是要处以死刑的。又如浩商和姑幕县中杀县吏的复仇者也都被定为了死刑。

二是复仇者“杀仇过当”,即复仇超过了仇人范围,除了复仇者要被定罪之外,其家属也要被处以刑罚。如《汉书•翟方进传》:“北地浩商为义渠长所捕,亡,长取其母,与豭猪连系都亭下。商兄弟会宾客,自称司隶掾、长安县尉,杀义渠长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请遣掾史与司隶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无状者,奏可……议者以为丞相掾不宜移书督趣司隶。会浩商捕得伏诛,家属徙合浦。”

三是禁止官吏庇护复仇者。虽然史书并未明文记载法禁此类行为,但从许多官吏在释放复仇者后弃官亡命的情况看,庇护复仇者在当时无疑是违法的行为。《东观汉记•张歆传》载:“有报父仇贼自出,歆召囚诣閤。曰:‘欲自受其辞。’既入,解械饮食之,便发遣,遂弃官亡命。”

二、儒家思想的推动

自汉朝中叶开始,儒家思想展现出了其重大的作用力,为统治者所接受,成为了国家学说。作为国家中的统治学说,其不可避免的要影响到立法和司法,甚至为法律的儒家化开辟道路。汉朝中汉朝更有董仲舒、马融和郑玄等著名儒家人物用儒家经义来解释法律,其中,董仲舒和郑玄的解释则被皇帝钦定为具有法律效力。儒家学派虽然形成于春秋战国,却极力推崇西周,而西周有比较完备的复仇制度。同时,“重义”和“重孝”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也为复仇的合法性提供了法理依据。此外,“重义”和“重孝”不仅是儒家的思想观念,也有普遍深厚的社会基础。正因为如此,复仇的案件势必发生,无法根绝。而大儒董仲舒不仅用儒家经典解释法律,甚至用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或先例直接处理具体案件,并创立了“《春秋》决狱”(或称“经义决狱”,或称“引经决狱”)的司法审判方式,确定了“原心定罪”司法原则。按这种断案原则,罪犯只要犯罪动机是好的,是合于德礼的,即可免罪,而复仇尽孝就属于其中的一种。可以说,这无疑为复仇的行为提供了思想和法理的依据,必然影响汉朝的法律和司法。据《春秋繁露·精华》载:“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是故逢丑父当斮,而辕涛涂不宜执,鲁季子追庆父,而吴季子释阖庐,此四者,罪同异论,其本殊也。俱欺三军,或死或不死;俱弒君,或诛或不诛;听讼折狱,可无审耶!故折狱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狱而非也,闇理迷众,与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顺,故君子重之也。”

三、“轻侮法”的出现

自儒家文化的推动之后,复仇之风大行,直到东汉时期的“轻侮法”出台,复仇之风可谓达到了整个汉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帝制时代的顶峰

“轻侮法”的直接来源是一个孝子复仇的案子。汉章帝建初五年,一个孝子杀死了侮辱他父亲的仇人。案件上报到朝廷,章帝免除了他的死刑,对他予以宽大处理,并把这一具体案例上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判例法,命令若以后发生类似的案件,均比照此案给予从轻发落,这就是汉代的“轻侮法”。

显然,“轻侮法”就是对血亲复仇者予以“宽宥”处理的法律。自从此法开始实行,全国每年发生相关复仇案件多达数百起,短短十余年间,汉朝仅中央政府执法机构记录在案的典型案件就达到四、五百件之多。《后汉书•张敏传》载:“夫《轻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决,宜从上下,犹天之四时,有生有杀。若开相容恕,著为定法者,则是故设奸萌,生长罪隙……今托义者得减,妄杀者有差,使执宪之吏得设巧诈,非所以导“在丑不争”之义。又《轻侮》之比,岌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转相顾望, 弥复增甚,难以垂之万载……建初诏书,有改于古者,可下三公,廷尉镯除其敝。”

四、严禁复仇的复燃

由于“轻侮法”的实施,复仇案例剧增,一直延续到和帝永元九年前后,尚书张敏上书建议废除“轻侮法”,虽然开始遭到反对,但最后还是为和帝采纳。此后,法律对复仇的限制呈现出越来越严的趋势。

三国时期,也就是东汉献帝建安十年,曹操命令百姓“不得复私仇”。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记载:“令民不得复私雠,禁厚葬,皆一之于法”。曹操之子曹丕称帝以后延续这一规定,还专门颁布了一道更为严酷的诏令,曰胆敢私自复仇的人都要被处以族刑,本人腰斩,父母、妻子、儿女等全部公开斩首。曹丕之后的魏明帝时所颁布的《魏律》就规定:斗殴杀人之后被官府追捕而逃亡的,允许死者的子弟依照古代的礼义精神去追杀凶手。但是遇到赦免,或者过失杀人的,不得追杀。据《晋书•刑法志》晋律的规定:“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弟子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所以止杀害也。”《晋律》还规定:“杀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晋书》:“民相杀害,牧守依法平决,不听私辄报复,敢有报者,诛及宗族;邻伍相助,与同罪。”然而,单靠一纸禁令就禁绝沿袭已久且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思想理念支撑的复仇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时期在制定法律时,还是依据“古礼”,允许受害人家属在法律认可的范围内复仇。

五、复仇制度的再度放宽

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统治秩序严重紊乱,法律中的复仇制度也出现了反复,但总的趋势是放宽禁令,儒家思想在立法中得到体现,开始出现人情与法律调和的迹象。《隋书•刑法志》北周律规定:“若报仇者,告于法而自杀者,不坐。”“又初除复仇之法,犯者以杀论。”《北史卷十·周本纪下》:“初禁天下报仇,犯者以杀人论。”《梁书•武帝纪》:“太清元年八月,诏曰:‘今汝南新复,嵩、颍载清,瞻言遗黎,有劳鉴寐,宜覃宽惠,与之更始。应是缘边初附诸州部内百姓,先有负罪流亡,逃叛入北,一皆旷荡,不问往并不得挟以私雠而相报复。若有犯者,严加裁问。’”《魏书•世主纪》:“太延元年十二月,诏曰‘自今以后,亡匿避难,羁旅他乡,皆当归还旧居,不问前罪。民相杀害,牧守依法平决,不听私辄报复,敢有报者,诛及宗族。邻伍相助,与同罪。’”

六、复仇制度儒家化的意义

用法律法令规范复仇,并通过司法实践处理在复仇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情礼法的冲突,使复仇法制化,这种复仇的法律文化在中国曾经有过漫长的历史。然而在当代的中国却消失了,而复仇现象却没有退出历史,还依然根深蒂固的存在着,复仇行为屡禁不止,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又不得不面对复仇问题,只不过是无法可依。复仇现象之所以存在,其中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上的原因是儒家思想虽然曾经受到批判而事实上却仍有生命力,它已深深融入到中国的文化和人们的思维习惯中,最重要的儒家思想是基于中国重亲情、重血统、重家庭家族的社会实际,并不是远离社会实际的纯粹思想。传统的儒家思想还有生命力,社会也没有完全与传统断绝关系,因此,复仇就不可避免。然而,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却存在缺陷,且法律公信力极低,因而遇到复仇问题,人们感到无法可依,或者虽然有法却不近人情,人们不得不采取私力救济的方式。因此,当代的中国有必要从中国传统的复仇文化中吸取经验,健全法制,处理好情礼与法的关系,努力减少或避免复仇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1.(汉)戴德:《大戴礼记》,高明著译,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

2.(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校注,中华书局 2012 年版;

3.(汉)司马迁:《史记》,韩兆琦译,中华书局 2008 年版;

4.(汉)《汉书·刑法志》,班固, 赵增祥, 徐世虹注,法律出版社1983 年版;

5.(晋)陈寿:《三国志》,(宋)裴松之注,中华书局 2005 年版;

6.(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 2003 年版;

7.(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8.邱兴隆:《从复仇到该当: 报应刑的生命路程》,载于《法律科学》,2000 2 期;

9.杨世泰:《中国古代法律中的复仇问题研究》,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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